以自信為舟,渡對話之海

         當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展廳燈光亮起,來自北京紫禁城的國寶與絲綢之路的佛教藝術、國際博物館的珍藏同場輝映,我們看到的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文明對話。然而,對話並非簡單的並置陳列,真正的對話需要一種內在的力量支撐——那便是文化自信。我以為,自信是對話的起點,亦是對話的歸宿;沒有自信的對話是仰望,而唯有自信的對話,才能抵達平等與包容的彼岸。

翻開近代史的篇章,中華文化曾一度陷入「失語」的困境。當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叩開國門,部分知識分子開始以「全盤西化」的姿態審視自身傳統,將孔孟之道視為桎梏,將詩書禮樂貶為陳腐。這種文化上的自我矮化,本質上是自信的缺失。沒有自信,對話便成了單向的「聆聽」與「模仿」,而非雙向的交流與碰撞。

然而,二零二六年的香港故宮展覽向我們昭示了另一種可能。當《千里江山圖》的數字長卷與文藝復興時期的油畫並置,當敦煌飛天的飄帶與佛教藝術的造像相互映照,我們不再以「他者」的標準來衡量自身的價值,而是以平等的姿態,邀請世界走進中華文化的深處。這種「平視」的底氣,正源於對自身文化基因的深刻理解與由衷認同。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:「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與共,天下大同。」唯有先「各美其美」,才能以從容的姿態「美人之美」。

有人或許會問:強調文化自信,是否意味着固步自封、拒絕對話?恰恰相反。真正的自信,從不懼怕碰撞與交鋒,因為它深知自身的生命力在於流動與生長。香港故宮的展覽之所以震撼,正在於它沒有將中華文物封存在玻璃展櫃中孤芳自賞,而是將其置於絲綢之路的佛教藝術、國際博物館的珍藏之間,讓它們在對話中「活」起來。

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中,飛天的形象融合了印度佛教藝術、希臘雕塑技法與中原繪畫傳統,正是文明對話的結晶。如果當時的中華文化沒有足夠的自信去吸納外來元素,便不會有今日我們引以為傲的敦煌藝術。同樣,今日的中華文化走向世界,也需在對話中不斷激活自身。當故宮的文創產品融入現代設計,當崑曲與交響樂同台演出,當漢服愛好者與西方時尚設計師對話,傳統便在交流中獲得了新的生命力。自信,不是將傳統鎖進博物館,而是讓它在對話中呼吸、生長、再生。

香港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橋樑,其獨特之處正在於它始終處於「對話」的前沿。從十九世紀的轉口貿易到二十世紀的影視工業,從回歸後的國際金融中心到今日的故宮文化博物館,香港的每一次轉身,都是一次文明的交匯與對話。而這種對話之所以能夠持續,正因為香港始終保有對中華文化的深厚認同,同時具備開放包容的胸襟。

香港故宮的展覽,某種程度上正是香港精神的縮影:它既不是對北京故宮的簡單複製,也不是對西方博物館的盲目模仿,而是以香港獨特的視角,重新詮釋中華文化與世界藝術的關係。這種「第三空間」的對話智慧,恰恰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時最需要的品質——既堅守自身的文化根脈,又以開放的姿態擁抱多元。

當今世界,文明衝突的論調不時泛起。在此背景下,中華文化走向世界,既不能以「文化輸出」的姿態強加於人,也不能因「文化焦慮」而封閉自守。真正的出路,在於以自信為舟,以對話為槳,在平等交流中尋求共鳴,在互相包容中實現共生。

二零二六年的香港故宮展覽,給予我們的不僅是一場視覺盛宴,更是一種文化姿態的啟示:當我們以自信的姿態邀請世界對話,中華文化便不再是博物館中的標本,而是流動的、開放的、充滿生命力的存在。它既屬於中國,也屬於世界;既是傳統的,也是未來的。

站在維多利亞港畔,望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燈光,我彷彿看到了一條無形的絲綢之路——它從長安出發,穿越敦煌的風沙,經過威尼斯的海港,抵達今日的香港,再從這裏通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。這條路上,有對話,有碰撞,有交融,而支撐這一切的,是那份歷經千年而不衰的文化自信。

自信為舟,對話為槳。當中華文化以從容的姿態走向世界,我們終將發現:對話的真諦,不在於說服對方,而在於彼此照亮;自信的意義,不在於證明自己,而在於讓世界因這份自信而更加豐富。這,或許就是香港故宮展覽給予我們最深刻的啟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