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零二五年的九月，香港下了一場五百年一遇的暴雨。那天夜裡，我住在油麻地的老房子，雨水從窗縫滲進來，順著牆壁往下淌。我拿毛巾去堵，堵不住。水像有了生命，從每一個縫隙裡鑽進來，不急不躁，卻勢不可擋。凌晨三點，我放棄了，坐在沙發上，聽著樓下傳來「嘩啦嘩啦」的潑水聲。我走到窗邊往下看，路燈的光照著半條街的水浸，濁黃的水面上漂浮著樹葉和垃圾。然後我看見了陳伯。
陳伯住在一樓，七十多歲，獨居。他穿著一件舊背心，挽起褲腳到膝蓋，手裡拿著一根長長的竹竿。他站在小腿深的水裡，用竹竿一下一下地挑著渠口的垃圾。水很濁，看不清底下有什麼，他就那樣慢慢地、有節奏地挑。旁邊有人喊他：「陳伯，返屋企啦，等政府嚟搞啦！」他頭也不抬，只說了一句：「等得嚟，水都浸到心口啦。」
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外婆。某個夏天，我推著輪椅帶她去海邊。她已經不太認得人了，但看到海，她忽然清醒了一陣子。海風吹起她花白的頭髮，她指著遠處的貨輪，說：「你睇，咁大隻船，都要跟住水嘅方向行。唔係因為佢唔夠力，而係因為佢知道，逆水而行，只會浪費力氣。順住水走，先至可以去到更遠嘅地方。人呢，都一樣。」我那時只覺得那是老人家的囈語。她沉默了一會兒，又說：「你記唔記得大禹？」——這是一個小時候外婆經常和我說的故事。我點頭，她笑了笑，說：「大禹唔係唔想返屋企，佢係知道，如果佢返咗屋企，就冇人為條河搵出路。有時候，唔返屋企，就係為咗更多人可以有屋企。」
我那時不懂。我以為大禹是一個冷冰冰的聖人，為了天下人，連自己的家都不要了。直到此刻，我看見陳伯站在暴雨裡，我才慢慢明白——原來有些「不入」，是為了讓更多人「入」。陳伯不是不想回家，他是知道，如果他回了家，這條街的水就沒有人去疏導。他不是在對抗水浸，而是在為洪水找一條路。那條路，通向的是整條街的安寧。陳伯手裡的竹竿，不就是耒耜的化身嗎？四千年前，大禹拿著耒耜，疏導九河；四千年後，陳伯拿著竹竿，疏通渠口。工具變了，時代變了，但那無私奉獻的精神智慧像一條不曾斷流的河，從遠古流到今天，從大禹流到陳伯。
外婆是我第一個大禹。她不是什麼英雄，只是一個在戰後從廣州來香港的女人。她識字不多，卻能把《山海經》裡的故事講得活靈活現。她說大禹治水十三年，三過家門而不入。我那時問她：「佢唔掛住屋企人咩？」外婆沉默了很久，然後說：「掛住。但佢知道，如果佢停低，洪水就會沖走更多人嘅屋企。」外婆為了生計離開了自己的家鄉，在香港建立了一個新的家。她沒有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，但她用一生的時間，在異鄉為家人開通出一條活路。
我小的時候，外婆教我寫字。她說，寫字如治水，筆畫要順，不要逆。我那時不懂，總是把「水」字寫得歪歪扭扭。外婆就握著我的手，一筆一畫，慢慢地寫。她說：「你睇，水字中間這條線，就係大河。兩邊嘅點，就係支流。你唔可以逼佢哋，你要順住佢哋嘅勢。」我那時只覺得外婆的手很暖，暖得像一條不會氾濫的河。
直至現在，我還常常想起她的話。我開始留意身邊那些「大禹」。而阿靜，就是我第二個大禹。阿靜是我的鄰居，住在同一層樓，是一個護士。疫情最嚴重的那些日子，她每天清晨五點出門，深夜十一點才回來。我住在走廊盡頭，她住在我隔壁。每天晚上，我都會聽到她開門的聲音，然後是噴灑消毒藥水的聲響，之後就是長長的沉默。有一段時間，我們整棟樓都被圍封了，大家不能出門。阿靜卻每天照樣出門上班，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護士服，戴著口罩，眼睛裡全是疲憊。
有一天深夜，我聽到走廊裡有哭聲。我打開門，看見阿靜蹲在門口，肩膀一聳一聳地顫抖。她沒有脫口罩，口罩上全是水痕，分不清是汗水還是眼淚。我走過去，蹲在她身邊，沒有說話，只是遞給了她一包紙巾。她接過去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後說：「今日有個病人走咗。我哋已經盡咗力，但係……但係佢的女兒連佢最後一面都見唔到。」她的聲音很輕，像一條快要乾涸的河。
我那時不知道該說什麼。我只是坐在她旁邊，陪著她。過了一會兒，她忽然說：「你知道嗎？我細個嘅時候，媽媽都係護士。佢話俾我聽，護士就係幫人搵出路嘅人。病人嘅痛苦，就係一條堵塞嘅病河。你唔可以堵住佢，你要幫佢搵一條路，流出大海。」她抬起頭，看著走廊盡頭那盞昏黃的燈，說：「但係有時候，我真係唔知條路喺邊。」那一刻，我忽然想起外婆說的「大禹唔係唔想返屋企」。原來，阿靜的「唔返屋企」，不是因為她不愛自己的家，而是因為她在為那些被病毒圍困的人疏導痛苦，為那些無處安放的恐懼尋找一條通往希望的路。她沒有大禹的耒耜，但她有一雙願意傾聽的耳朵，有一雙願意觸碰的手。那雙手，就是她的治水工具。
圍封結束的那天，我看見阿靜在樓下派物資。她一邊派，一邊和每一個街坊聊天。她問張伯的血壓藥夠不夠，問李太的孫仔有沒有功課要幫，問陳婆婆有沒有菜。她不是為了工作而機械式地派東西，她每一句的關心承托著她對街坊準時的承諾。她聽到的每一句牢騷，每一聲嘆息，都被她輕輕地疏導開去，化成一句問候，一個點頭，一個微笑。那一刻，我看見的不是一個疲憊的護士，而是一個在疫情洪流中，為整條街疏導恐懼的人。
而此刻，在二零二五年九月的暴雨裡，我看見了陳伯。他手裡的竹竿，就是他的耒耜。他站在水裡的身影，就是大禹的身影。我下了樓。水浸到我的小腿，冰涼而渾濁。我走到陳伯身邊，沒有說話，只是蹲下身，用掃把去撈渠口的垃圾。樹葉、塑膠袋、泥沙，一團一團地被我撈出來。陳伯看了我一眼，沒有說話，只是點了點頭。我們就這樣並肩站著，一個用竹竿，一個用掃把，把堵在渠口的垃圾一點一點地清走。水開始流動了，起初很慢，然後越來越快，最後水打著旋往渠裡灌。那聲音，像一條被封閉了很久的河，終於找到了通往大海的路。陳伯收起了竹竿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說：「真係叻仔。」然後他轉身，慢慢走回自己的家。他的背影在路燈下顯得很瘦小，背有點駝，步伐很慢。但那一刻，我覺得他比任何人都高大。
我站在水裡，看著那條終於暢通的渠道，忽然明白了什麼叫做「中華民族精神」。中華民族精神，從來不是什麼抽象的口號。它不是書本上的文字，不是舞台上的表演。它是外婆手心裡的溫度，是阿靜在走廊裡的那件洗得發白的制服，是陳伯手裡那根磨得發亮的竹竿。它是「疏」而不是「堵」的智慧，是順應而不是對抗的勇氣，是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的犧牲，更是「人人都可以是大禹」的信念。
我們這個民族，是一個治水的民族。黃河與長江的氾濫，塑造了我們獨特的生存智慧。大禹的父親鯀以「堵」治水，九年無功；大禹以「疏」治水，十三年功成。這「疏」與「堵」的一字之差，不僅是工程技術的分野，更是中華民族世界觀的縮影。我們從不試圖以蠻力對抗自然，而是在順應中引導，在尊重中調和。人與人之間，社會與社會之間，何嘗不是如此？香港這座城市，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國際都會，靠的從來不是堵塞封閉，而是「疏」——融合東西方文化的特色，疏導傳統與現代的矛盾，化解不同族群之間的分歧。這條路不容易，但我們走過來了。
大禹治水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，這份公而忘私的犧牲，在今日香港似乎已成為一種奢侈。但細想之下，我們身邊從不缺少這樣的人。颱風夜裡堅守崗位的醫護人員，疫情期間奔波在社區的義工，深夜仍在批改作業的教師，還有像陳伯這樣在暴雨中默默疏通渠道的普通人，像阿靜那樣在疫情中為病人和街坊疏導恐懼的護士。他們沒有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的戲劇性，卻在日常中實踐著同樣的公共精神。這不是對家庭的否定，而是將「家」的概念擴展至整個社會。
文化節的舞台上，演員們或許會以宏大的場面再現大禹治水的壯舉。但傳奇真正的生命力，不在於舞台上的呈現，而在於它如何在一個又一個時代中被重新詮釋。外婆詮釋了大禹，阿靜詮釋了大禹，陳伯也詮釋了大禹。而我，在二零二三年九月的那場暴雨裡，終於也開始了我的詮釋。
那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壯舉，不過是蹲下身，用手去撈渠口的垃圾。但那一刻，我感覺自己觸碰到了四千年前那條不曾斷流的河。那條河，從大禹的耒耜下流過，從外婆的故事裡流過，從阿靜的紙巾裡流過，從陳伯的竹竿裡流過，流到了我的手心。
這條河，就是中華民族精神。它不是什麼高不可攀的聖物，它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踏進去的一條河。當你蹲下身，為別人疏通一條渠，為別人尋找一條出路，你就是大禹。外婆說，大禹不是英雄，他是一個懂得為己為人的普通人。而我現在明白，「疏」這個字，不只是方法，更是一種美德。它教我們尊重每一滴水的流向，教我們在個人、家庭、社會之間，找到那條通往大海的路。這條路，就是傳奇真正的意義。而我們每一個人，都可以是大禹。
中華「英才盃」評審點評：本文構思精巧，以大禹治水「疏而不堵」為母題，將外婆（異鄉開路）、護士阿靜（疫情疏導恐懼）、陳伯（暴雨疏通渠口）三個平凡人物串成一條「精神之河」，最後作者親身下水收束於「人人都可以是大禹」。竹竿即耒耜的類比是全文亮點；粤语对白（「等得嚟，水都浸到心口啦」「真係叻仔」）真實生動，生活質感強。
以議論文筆法寫記敘，是同組作品中立意較深的佳作之一；若能收束議論、嚴守字數並統一年份，可望更高。
